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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活泼的局面幸福也!  

2011-01-23 21:37:00|  分类: 波子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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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会走上专制的道路。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就会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甚至出现乱的局面。但是,要使两个方面真正达到统一,恰当地结合起来,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要有许多条件,包括健全的法制、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等等。   毛泽东为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   1961年9月24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要问苏联。” “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的确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任务。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都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把事情都弄清楚后再起步,只能边干边学,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失败的教训总结了,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会转化为正确,走向新的进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遭受挫折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    取自《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生动活泼的局面幸福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年初参加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时感叹 “现在是省里开会讲幸福,市里开会讲幸福,县里开会讲幸福,领导讲幸福,群众讲幸福,媒体讲幸福,整个广东一片幸福之声。”,但对于“什么是幸福”见仁见智。

 

    我认为幸福动名词,不同阶层、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见解与需求。对于我来说,我追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幸福,当然,精神上的幸福在不同阶层都有不同价值观。我追求的是有一个被人尊重和尊重别人的、说话没有压力的精神世界。而不是被人警告小心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若果,这个社会,这个政党有“不同政见者”岂不是福气吗?这个政党、这个社会不是很幸福吗?我要感谢的是广东的领导们在努力创造这种局面,倡导的是一种鼓励批评的局面。“不同政见者”的意见并非意志不一致的意见,并不是想推翻政权,而是巩固政权,他们希望的是纠正错误,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是认为要搞对立、搞对抗。为了这个话题,我“寻根问祖”,找到了权威,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先生的文章《生动活泼的局面幸福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年初参加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时感叹 “现在是省里开会讲幸福,市里开会讲幸福,县里开会讲幸福,领导讲幸福,群众讲幸福,媒体讲幸福,整个广东一片幸福之声。”,但对于“什么是幸福”见仁见智。 我认为幸福动名词,不同阶层、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见解与需求。对于我来说,我追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幸福,当然,精神上的幸福在不同阶层都有不同价值观。我追求的是有一个被人尊重和尊重别人的、说话没有压力的精神世界。而不是被人警告小心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若果,这个社会,这个政党有“不同政见者”岂不是福气吗?这个政党、这个社会不是很幸福吗?我要感谢的是广东的领导们在努力创造这种局面,倡导的是一种鼓励批评的局面。“不同政见者”的意见并非意志不一致的意见,并不是想推翻政权,而是巩固政权,他们希望的是纠正错误,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是认为要搞对立、搞对抗。为了这个话题,我“寻根问祖”,找到了权威,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先生的文章《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中国文化喜欢“权威”,也许这位权威的观点还有点用吧。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28年,他的目标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使之以崭新的先进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无疑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没有现成的书本答案,又不能照抄外国经验,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逄先知先生在这里不是要全面论述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只是就关于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 作一些探讨。   中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同时人民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突出出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面。   这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1957年4月4日至6日。)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党内党外的紧张要缓和,要充分展开辩论,讲道理,这样党和人民才能接近。”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的谈话,1957年4月21日。)“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的谈话,1957年4月25日。)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过分强调集中统一,而忽略民主,在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鉴于斯大林的教训,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   1956年9月,他同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他认为对斯大林的批评,揭开了盖子,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中国文化喜欢“权威”,也许这位权威的观点还有点用吧。

,甚至会走上专制的道路。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就会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甚至出现乱的局面。但是,要使两个方面真正达到统一,恰当地结合起来,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要有许多条件,包括健全的法制、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等等。   毛泽东为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   1961年9月24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要问苏联。” “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的确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任务。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都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把事情都弄清楚后再起步,只能边干边学,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失败的教训总结了,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会转化为正确,走向新的进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遭受挫折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    取自《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28年,他的目标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使之以崭新的先进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无疑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没有现成的书本答案,又不能照抄外国经验,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逄先知先生在这里不是要全面论述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只是就关于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

作一些探讨。

 

使人可以独立思想,反对了家长制。接着就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考虑这个问题的,确实不只是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他1956年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指出民主应该更扩大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到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形成他所希望出现的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要使人民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对于人民中间的各种不满意,各种错误的议论,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压制的方针,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对学术问题鼓励自由讨论。凡是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而只能用说理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如果采取压制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   毛泽东对实行上述方针所要达到的目标,寄于很大希望而且充满信心。他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后来,毛泽东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概括为:“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这就是为邓小平所称道的、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肯定的“六有”局面。   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都是对立的统一。两个方面都要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会成为僵化的、呆板的、缺乏活力的社会  中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同时人民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突出出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面。

 

  这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1957年4月4日至6日。)使人可以独立思想,反对了家长制。接着就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考虑这个问题的,确实不只是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他1956年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指出民主应该更扩大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到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形成他所希望出现的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要使人民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对于人民中间的各种不满意,各种错误的议论,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压制的方针,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对学术问题鼓励自由讨论。凡是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而只能用说理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如果采取压制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   毛泽东对实行上述方针所要达到的目标,寄于很大希望而且充满信心。他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后来,毛泽东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概括为:“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这就是为邓小平所称道的、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肯定的“六有”局面。   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都是对立的统一。两个方面都要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会成为僵化的、呆板的、缺乏活力的社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党内党外的紧张要缓和,要充分展开辩论,讲道理,这样党和人民才能接近。”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的谈话,1957年4月21日。)“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 使人可以独立思想,反对了家长制。接着就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考虑这个问题的,确实不只是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他1956年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指出民主应该更扩大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到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形成他所希望出现的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要使人民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对于人民中间的各种不满意,各种错误的议论,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压制的方针,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对学术问题鼓励自由讨论。凡是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而只能用说理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如果采取压制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   毛泽东对实行上述方针所要达到的目标,寄于很大希望而且充满信心。他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后来,毛泽东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概括为:“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这就是为邓小平所称道的、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肯定的“六有”局面。   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都是对立的统一。两个方面都要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会成为僵化的、呆板的、缺乏活力的社会(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的谈话,1957年4月25日。)

 

,甚至会走上专制的道路。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就会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甚至出现乱的局面。但是,要使两个方面真正达到统一,恰当地结合起来,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要有许多条件,包括健全的法制、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等等。   毛泽东为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   1961年9月24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要问苏联。” “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的确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任务。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都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把事情都弄清楚后再起步,只能边干边学,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失败的教训总结了,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会转化为正确,走向新的进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遭受挫折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    取自《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过分强调集中统一,而忽略民主,在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鉴于斯大林的教训,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

 

使人可以独立思想,反对了家长制。接着就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考虑这个问题的,确实不只是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他1956年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指出民主应该更扩大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到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形成他所希望出现的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要使人民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对于人民中间的各种不满意,各种错误的议论,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压制的方针,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对学术问题鼓励自由讨论。凡是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而只能用说理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如果采取压制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   毛泽东对实行上述方针所要达到的目标,寄于很大希望而且充满信心。他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后来,毛泽东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概括为:“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这就是为邓小平所称道的、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肯定的“六有”局面。   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都是对立的统一。两个方面都要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会成为僵化的、呆板的、缺乏活力的社会

  1956年9月,他同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他认为对斯大林的批评,揭开了盖子,使人可以独立思想,反对了家长制。接着就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考虑这个问题的,确实不只是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他1956年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指出民主应该更扩大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到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生动活泼的局面幸福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年初参加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时感叹 “现在是省里开会讲幸福,市里开会讲幸福,县里开会讲幸福,领导讲幸福,群众讲幸福,媒体讲幸福,整个广东一片幸福之声。”,但对于“什么是幸福”见仁见智。 我认为幸福动名词,不同阶层、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见解与需求。对于我来说,我追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幸福,当然,精神上的幸福在不同阶层都有不同价值观。我追求的是有一个被人尊重和尊重别人的、说话没有压力的精神世界。而不是被人警告小心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若果,这个社会,这个政党有“不同政见者”岂不是福气吗?这个政党、这个社会不是很幸福吗?我要感谢的是广东的领导们在努力创造这种局面,倡导的是一种鼓励批评的局面。“不同政见者”的意见并非意志不一致的意见,并不是想推翻政权,而是巩固政权,他们希望的是纠正错误,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是认为要搞对立、搞对抗。为了这个话题,我“寻根问祖”,找到了权威,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先生的文章《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中国文化喜欢“权威”,也许这位权威的观点还有点用吧。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28年,他的目标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使之以崭新的先进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无疑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没有现成的书本答案,又不能照抄外国经验,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逄先知先生在这里不是要全面论述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只是就关于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 作一些探讨。   中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同时人民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突出出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面。   这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1957年4月4日至6日。)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党内党外的紧张要缓和,要充分展开辩论,讲道理,这样党和人民才能接近。”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的谈话,1957年4月21日。)“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的谈话,1957年4月25日。)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过分强调集中统一,而忽略民主,在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鉴于斯大林的教训,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   1956年9月,他同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他认为对斯大林的批评,揭开了盖子,  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形成他所希望出现的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要使人民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对于人民中间的各种不满意,各种错误的议论,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压制的方针,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对学术问题鼓励自由讨论。凡是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而只能用说理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如果采取压制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

 

,甚至会走上专制的道路。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就会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甚至出现乱的局面。但是,要使两个方面真正达到统一,恰当地结合起来,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要有许多条件,包括健全的法制、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等等。   毛泽东为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   1961年9月24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要问苏联。” “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的确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任务。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都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把事情都弄清楚后再起步,只能边干边学,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失败的教训总结了,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会转化为正确,走向新的进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遭受挫折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    取自《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毛泽东对实行上述方针所要达到的目标,寄于很大希望而且充满信心。他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甚至会走上专制的道路。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就会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甚至出现乱的局面。但是,要使两个方面真正达到统一,恰当地结合起来,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要有许多条件,包括健全的法制、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等等。   毛泽东为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   1961年9月24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要问苏联。” “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的确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任务。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都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把事情都弄清楚后再起步,只能边干边学,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失败的教训总结了,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会转化为正确,走向新的进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遭受挫折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    取自《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后来,毛泽东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概括为:“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使人可以独立思想,反对了家长制。接着就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考虑这个问题的,确实不只是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他1956年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指出民主应该更扩大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到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形成他所希望出现的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要使人民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对于人民中间的各种不满意,各种错误的议论,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压制的方针,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对学术问题鼓励自由讨论。凡是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而只能用说理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如果采取压制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   毛泽东对实行上述方针所要达到的目标,寄于很大希望而且充满信心。他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后来,毛泽东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概括为:“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这就是为邓小平所称道的、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肯定的“六有”局面。   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都是对立的统一。两个方面都要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会成为僵化的、呆板的、缺乏活力的社会(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这就是为邓小平所称道的、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肯定的“六有”局面。

 

  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都是对立的统一。两个方面都要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会成为僵化的、呆板的、缺乏活力的社会,甚至会走上专制的道路。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就会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甚至出现乱的局面。但是,要使两个方面真正达到统一,恰当地结合起来,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要有许多条件,包括健全的法制、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等等。

 

使人可以独立思想,反对了家长制。接着就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考虑这个问题的,确实不只是毛泽东,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他1956年7月21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指出民主应该更扩大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他说: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到1957年3月,毛泽东又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   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形成他所希望出现的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活泼的政治局面,从理论上和方针政策上创造了条件。毛泽东强调,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政治生活的主题,在人民内部实行充分的民主,要使人民敢于讲话,敢于批评。对于人民中间的各种不满意,各种错误的议论,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压制的方针,更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应该加以区别,对学术问题鼓励自由讨论。凡是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而只能用说理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如果采取压制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   毛泽东对实行上述方针所要达到的目标,寄于很大希望而且充满信心。他说:“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我相信,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的整个国家,一定可以繁荣发展起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人民的政治情绪,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0日。)他在这次讲话的提纲中,还提出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后来,毛泽东把他希望达到的目标概括为:“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 这就是为邓小平所称道的、由第二个历史决议所肯定的“六有”局面。   集中和民主,纪律和自由,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都是对立的统一。两个方面都要有。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会成为僵化的、呆板的、缺乏活力的社会  毛泽东为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

  1961年9月24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要问苏联。”

 

    “,甚至会走上专制的道路。只有后者而无前者,就会是一个没有凝聚力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甚至出现乱的局面。但是,要使两个方面真正达到统一,恰当地结合起来,达到比较理想的境界,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的,要有许多条件,包括健全的法制、正确的政策以及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等等。   毛泽东为创造一个理想的政治局面,有了一个很好的构想……   1961年9月24日,英国蒙哥马利元帅问毛泽东:“主席遇到难题的时候,是不是同马克思联系?”毛泽东答:“他只有理论,他没有办过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列宁办过。所以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要问苏联。” “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的确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任务。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都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把事情都弄清楚后再起步,只能边干边学,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失败的教训总结了,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会转化为正确,走向新的进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遭受挫折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    取自《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遇到实际问题,要问自己”,的确是这样的。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主要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摸索前进。……在探索过程中,毛泽东提出过许多非常好的思想,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生动活泼的局面幸福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年初参加各界别委员代表座谈会时感叹 “现在是省里开会讲幸福,市里开会讲幸福,县里开会讲幸福,领导讲幸福,群众讲幸福,媒体讲幸福,整个广东一片幸福之声。”,但对于“什么是幸福”见仁见智。 我认为幸福动名词,不同阶层、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见解与需求。对于我来说,我追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幸福,当然,精神上的幸福在不同阶层都有不同价值观。我追求的是有一个被人尊重和尊重别人的、说话没有压力的精神世界。而不是被人警告小心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若果,这个社会,这个政党有“不同政见者”岂不是福气吗?这个政党、这个社会不是很幸福吗?我要感谢的是广东的领导们在努力创造这种局面,倡导的是一种鼓励批评的局面。“不同政见者”的意见并非意志不一致的意见,并不是想推翻政权,而是巩固政权,他们希望的是纠正错误,建设和谐社会,而不是认为要搞对立、搞对抗。为了这个话题,我“寻根问祖”,找到了权威,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先生的文章《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中国文化喜欢“权威”,也许这位权威的观点还有点用吧。 毛泽东领导新中国28年,他的目标是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使之以崭新的先进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无疑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没有现成的书本答案,又不能照抄外国经验,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毛泽东提出许多重要思想,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的历史进程。逄先知先生在这里不是要全面论述毛泽东这方面的思想,只是就关于统一意志和生动活泼 作一些探讨。   中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同时人民内部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突出出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毛泽东开始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从政治思想方面来说,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条件下,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局面。   这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了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毛泽东在四省一市党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1957年4月4日至6日。)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力量很大的党,如搞不好,人民就要怕我们。一个党使人民怕,这个党就不好了,就危险了。党内党外的紧张要缓和,要充分展开辩论,讲道理,这样党和人民才能接近。”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的谈话,1957年4月21日。)“人民有意见就应当让他们说出来,不然这些意见一旦爆发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得了。” (毛泽东会见保加利亚驻中国大使的谈话,1957年4月25日。)   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里,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过分强调集中统一,而忽略民主,在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特别是鉴于斯大林的教训,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   1956年9月,他同南共联盟代表团谈话时,他认为对斯大林的批评,揭开了盖子,    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确实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是一项极为复杂艰难的任务。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都不可能一下子认识清楚,客观形势也不容许把事情都弄清楚后再起步,只能边干边学,要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失败的教训总结了,错误认识了、纠正了,就会转化为正确,走向新的进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苦而有益的探索,不管是成功的还是遭受挫折的,都为后来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

                         取自《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一》(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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