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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诚信谁来建立  

2010-12-06 22:32:00|  分类: 波子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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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拿出手帕擦汗。” 事务诊所兼民心诊所。人民行动党将议员接见民众的场所被称作“事务诊所”,选民就像是等候看病的病人;负责登记并安排接见的义工,就像医院里的导诊员;选民向议员陈情,就像病人向医生交代病况;议员根据情况写信给相关部门申请协助解决选民问题,就像是医生根据病人病情开具处方。实际上,选民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大约只有20%可以得到解决,80%不能解决。即便不能解决,议员通过与选民面对面的对话,拉近了与选民的距离。 劳资政共生 在领导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人民行动党与工会合作,联手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反对殖民统治,从而形成了劳资政对抗、冲突的文化。1959年,人民行动党登台执政后,着意改变这种对抗、冲突的文化,着力培养劳方、资方和政府共生的新型关系。李光耀对工人说,当年的诺言是要兑现,但必须在遵守纪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不能杀掉那些“会生金蛋的鹅”,因为人民需要“金蛋”。这里所说的“会生金蛋的鹅”,是指资本家。建党之初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行动党,在执政之后没有把资本家打倒或赶跑,而是与之合作,在制度上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 新加坡政府在促成劳资政共生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强调三方“都要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这个方法包括如下三重原则:共同牺牲原则,即不仅由一方而是由各方共同作出牺牲。适当牺牲原则,即不是全部而是适当牺牲,也就是必须将牺牲控制在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共同受益原则,即在共同作出牺牲后,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各方都能受益。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劳资矛盾的时候也鼓励双方“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这样,劳资关系得到改善,雇主工人在和谐的关系中提高生产力水平,双方都能受益。(作者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教授,观点作者版权所有。)

社会诚信谁来建立? ——读《借鉴新加坡社会和谐构造的经验》有感 昨天,广州的孕妇事件,大家发表了很多很多看法。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屡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发生在医院是医患关系,发生在单位就是同事关系,在中国大陆这些关系远远比国际社会复杂得多,比如现在的信访事件不断上升,社会的恶性事件陈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信任度高低的问题。甚至我们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认为地划分对抗的双方。那么,是谁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呢?你我他?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体制的形成。我们倡导什么,批评什么就是制度所决定。 这里借用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的社会和谐是如何造就的》这篇文章表达一下我个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感想。这篇文章我很早之前就看过,在清理旧杂志的时候,再次阅读,依然感慨万千,同样的中国文化,不同的社会反映。文章一开头就说: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相比之下我们的“领导接待日”,虚张声势;我们的政府机关,壁垒森严。确实值得好好思考、深思与反思。 新加坡政府倡导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上述观念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政府是“必要的善”   由于将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定位为“操心父母”,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维护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上总是扮演积极角色。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社会,华族人占76%,马来族人占13-14%,印度族人占7-8%,这些民族各自拥有不同母语,信奉不同宗教。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的人聚居在一个面积707.1平方公里的岛国,难免发生矛盾冲突。新加坡大约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行“防止建屋发展局组屋区族群聚居”的政策。按照上述政策,每个小区甚至每栋组屋中的居民,其种族比例要与全国各种族人口比例大致相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种族的大规模聚居,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曾出现过整栋楼或整个区都是一个种族的情形,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不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反而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是共和国,不是殖民地,它要通过这种政策来减少种族隔阂,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正因为政府实行了这种“必要的善”,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才得以实现。 家庭为根 新加坡政府注意通过具体措施落实“家庭为根”的价值观。政府特别倡导三世同堂,长辈可以将传统价值观传授给儿孙,也可以在与子孙的相处中享受天伦之乐。政府特别规定,如果是小两口申请购买政府组屋,必须排队;如果是和父母一起申请组屋,并与父母同住,则可以优先;如果是三世同堂,还有更多优惠。年轻一代不愿意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政府便设计出三室一厅与一室一厅毗邻的住房结构。子女可以住三室一厅,父母则可以住在毗邻的一室一厅,既有独立自由,又可以相互照顾。年轻一代觉得与父母住在隔壁也不自由,政府又推出政策:子女买的组屋如果与父母的住房不超过5公里,政府给予1万新币购房补贴。子女开车到父母家停车,可以享受半价停车月票。此外,政府还尽量将幼儿园与老人日托所毗邻而建。晚上祖社会诚信谁来建立?

——读《借鉴新加坡社会和谐构造的经验》有感

孙三代在家,白天年轻夫妇上班,又可以将父母和子女一同送到毗邻而建的老人日托所和幼儿园。 民有恒产,则有恒心 新加坡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民有恒产,则有恒心”。一个人的产权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当新加坡人没有财产的时候,街头发生暴乱,路人也会参加。但是,当人们有了财产之后,他们对暴乱的反应则大不相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决心: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住房。人们拥有了房产,便会对愚蠢和轻率的行动保持警惕,因为一旦房产价格暴跌,他自己的利益将会受到影响。   与“居者有其屋”政策紧密相联的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一项以向劳动者提供物质保障为宗旨的强制储蓄制度,由政府作担保,劳资双方共同缴付款项。该制度规定,每个雇员,无论受雇于政府还是私人,都是中央公积金局的会员,雇员和雇主都必须按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缴交公积金,按月存入雇员名下。公积金存款利息按月计算,并入公积金中,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雇员所交公积金可免交个人所得税。雇主不缴交或迟交,将会受到处罚。为了确保储蓄足够养老之用,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产,不允许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公积金会员即使欠债,其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组屋,债权人也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没有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而中央公积金制度要行得通,又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让人民对政府和国家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贬值而化为乌有。所以这项长期独立的强制性储蓄,不仅为广大雇员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鼓励和制约每一个雇员勤奋工作,而且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政府的好坏、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也使人们的政治意识获得巨大提高。 议员接见、走访选民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曾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执政之后,人民行动党制定了国会议员接见、走访选民的制度。这一制度有如下特征: 主动下访而不是等待上访。按照规定,新加坡国会议员必须在两年内遍访自己选区的选民。新加坡议员一般在周末走访选民,走访时如果选民不在家,就留下一张印有英文、中文、马来文、印度文等四种文字的短信。信中说,刚刚到贵户进行常例访问,刚巧不在,如有事,请找本人帮助,可以在每星期接见选民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前来会谈。大选期间的大约10天内,每个议员候选人还要突击性地对本选区居民挨家挨户走访一遍。新加坡有人开玩笑说,普通人通过登山锻炼身体,国会议员通过登楼(走访选民)锻炼身体。 沉到底层而不是浮在上面。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一般来说,组屋一楼都是空地,接见选民的场所,就是在该选区原本空着的组屋一楼用砖垒砌出几间简陋的房间。 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目前新加坡有84位国会议员,其中82位是人民行动党议员。在新加坡,民用设施可以豪华,政府办公场所一般比较简单,人民行动党支部的办公场所非常简陋。中国《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曾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见选民的场所进行了细致描述:“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

   昨天,广州的孕妇事件,大家发表了很多很多看法。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屡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发生在医院是医患关系,发生在单位就是同事关系,在中国大陆这些关系远远比国际社会复杂得多,比如现在的信访事件不断上升,社会的恶性事件陈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信任度高低的问题。甚至我们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认为地划分对抗的双方。那么,是谁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呢?你我他?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体制的形成。我们倡导什么,批评什么就是制度所决定。

 

社会诚信谁来建立? ——读《借鉴新加坡社会和谐构造的经验》有感 昨天,广州的孕妇事件,大家发表了很多很多看法。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屡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发生在医院是医患关系,发生在单位就是同事关系,在中国大陆这些关系远远比国际社会复杂得多,比如现在的信访事件不断上升,社会的恶性事件陈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信任度高低的问题。甚至我们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认为地划分对抗的双方。那么,是谁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呢?你我他?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体制的形成。我们倡导什么,批评什么就是制度所决定。 这里借用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的社会和谐是如何造就的》这篇文章表达一下我个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感想。这篇文章我很早之前就看过,在清理旧杂志的时候,再次阅读,依然感慨万千,同样的中国文化,不同的社会反映。文章一开头就说: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相比之下我们的“领导接待日”,虚张声势;我们的政府机关,壁垒森严。确实值得好好思考、深思与反思。 新加坡政府倡导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上述观念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政府是“必要的善”   由于将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定位为“操心父母”,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维护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上总是扮演积极角色。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社会,华族人占76%,马来族人占13-14%,印度族人占7-8%,这些民族各自拥有不同母语,信奉不同宗教。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的人聚居在一个面积707.1平方公里的岛国,难免发生矛盾冲突。新加坡大约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行“防止建屋发展局组屋区族群聚居”的政策。按照上述政策,每个小区甚至每栋组屋中的居民,其种族比例要与全国各种族人口比例大致相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种族的大规模聚居,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曾出现过整栋楼或整个区都是一个种族的情形,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不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反而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是共和国,不是殖民地,它要通过这种政策来减少种族隔阂,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正因为政府实行了这种“必要的善”,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才得以实现。 家庭为根 新加坡政府注意通过具体措施落实“家庭为根”的价值观。政府特别倡导三世同堂,长辈可以将传统价值观传授给儿孙,也可以在与子孙的相处中享受天伦之乐。政府特别规定,如果是小两口申请购买政府组屋,必须排队;如果是和父母一起申请组屋,并与父母同住,则可以优先;如果是三世同堂,还有更多优惠。年轻一代不愿意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政府便设计出三室一厅与一室一厅毗邻的住房结构。子女可以住三室一厅,父母则可以住在毗邻的一室一厅,既有独立自由,又可以相互照顾。年轻一代觉得与父母住在隔壁也不自由,政府又推出政策:子女买的组屋如果与父母的住房不超过5公里,政府给予1万新币购房补贴。子女开车到父母家停车,可以享受半价停车月票。此外,政府还尽量将幼儿园与老人日托所毗邻而建。晚上祖

    这里借用吕元礼教授的社会诚信谁来建立? ——读《借鉴新加坡社会和谐构造的经验》有感 昨天,广州的孕妇事件,大家发表了很多很多看法。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屡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发生在医院是医患关系,发生在单位就是同事关系,在中国大陆这些关系远远比国际社会复杂得多,比如现在的信访事件不断上升,社会的恶性事件陈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信任度高低的问题。甚至我们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认为地划分对抗的双方。那么,是谁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呢?你我他?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体制的形成。我们倡导什么,批评什么就是制度所决定。 这里借用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的社会和谐是如何造就的》这篇文章表达一下我个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感想。这篇文章我很早之前就看过,在清理旧杂志的时候,再次阅读,依然感慨万千,同样的中国文化,不同的社会反映。文章一开头就说: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相比之下我们的“领导接待日”,虚张声势;我们的政府机关,壁垒森严。确实值得好好思考、深思与反思。 新加坡政府倡导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上述观念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政府是“必要的善”   由于将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定位为“操心父母”,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维护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上总是扮演积极角色。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社会,华族人占76%,马来族人占13-14%,印度族人占7-8%,这些民族各自拥有不同母语,信奉不同宗教。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的人聚居在一个面积707.1平方公里的岛国,难免发生矛盾冲突。新加坡大约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行“防止建屋发展局组屋区族群聚居”的政策。按照上述政策,每个小区甚至每栋组屋中的居民,其种族比例要与全国各种族人口比例大致相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种族的大规模聚居,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曾出现过整栋楼或整个区都是一个种族的情形,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不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反而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是共和国,不是殖民地,它要通过这种政策来减少种族隔阂,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正因为政府实行了这种“必要的善”,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才得以实现。 家庭为根 新加坡政府注意通过具体措施落实“家庭为根”的价值观。政府特别倡导三世同堂,长辈可以将传统价值观传授给儿孙,也可以在与子孙的相处中享受天伦之乐。政府特别规定,如果是小两口申请购买政府组屋,必须排队;如果是和父母一起申请组屋,并与父母同住,则可以优先;如果是三世同堂,还有更多优惠。年轻一代不愿意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政府便设计出三室一厅与一室一厅毗邻的住房结构。子女可以住三室一厅,父母则可以住在毗邻的一室一厅,既有独立自由,又可以相互照顾。年轻一代觉得与父母住在隔壁也不自由,政府又推出政策:子女买的组屋如果与父母的住房不超过5公里,政府给予1万新币购房补贴。子女开车到父母家停车,可以享受半价停车月票。此外,政府还尽量将幼儿园与老人日托所毗邻而建。晚上祖《新加坡的社会和谐是如何造就的》社会诚信谁来建立? ——读《借鉴新加坡社会和谐构造的经验》有感 昨天,广州的孕妇事件,大家发表了很多很多看法。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屡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发生在医院是医患关系,发生在单位就是同事关系,在中国大陆这些关系远远比国际社会复杂得多,比如现在的信访事件不断上升,社会的恶性事件陈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信任度高低的问题。甚至我们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认为地划分对抗的双方。那么,是谁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呢?你我他?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体制的形成。我们倡导什么,批评什么就是制度所决定。 这里借用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的社会和谐是如何造就的》这篇文章表达一下我个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感想。这篇文章我很早之前就看过,在清理旧杂志的时候,再次阅读,依然感慨万千,同样的中国文化,不同的社会反映。文章一开头就说: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相比之下我们的“领导接待日”,虚张声势;我们的政府机关,壁垒森严。确实值得好好思考、深思与反思。 新加坡政府倡导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上述观念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政府是“必要的善”   由于将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定位为“操心父母”,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维护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上总是扮演积极角色。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社会,华族人占76%,马来族人占13-14%,印度族人占7-8%,这些民族各自拥有不同母语,信奉不同宗教。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的人聚居在一个面积707.1平方公里的岛国,难免发生矛盾冲突。新加坡大约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行“防止建屋发展局组屋区族群聚居”的政策。按照上述政策,每个小区甚至每栋组屋中的居民,其种族比例要与全国各种族人口比例大致相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种族的大规模聚居,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曾出现过整栋楼或整个区都是一个种族的情形,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不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反而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是共和国,不是殖民地,它要通过这种政策来减少种族隔阂,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正因为政府实行了这种“必要的善”,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才得以实现。 家庭为根 新加坡政府注意通过具体措施落实“家庭为根”的价值观。政府特别倡导三世同堂,长辈可以将传统价值观传授给儿孙,也可以在与子孙的相处中享受天伦之乐。政府特别规定,如果是小两口申请购买政府组屋,必须排队;如果是和父母一起申请组屋,并与父母同住,则可以优先;如果是三世同堂,还有更多优惠。年轻一代不愿意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政府便设计出三室一厅与一室一厅毗邻的住房结构。子女可以住三室一厅,父母则可以住在毗邻的一室一厅,既有独立自由,又可以相互照顾。年轻一代觉得与父母住在隔壁也不自由,政府又推出政策:子女买的组屋如果与父母的住房不超过5公里,政府给予1万新币购房补贴。子女开车到父母家停车,可以享受半价停车月票。此外,政府还尽量将幼儿园与老人日托所毗邻而建。晚上祖这篇文章表达一下我个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感想这篇文章我很早之前就看过,在清理旧杂志的时候,再次阅读,依然感慨万千,同样的中国文化,不同的社会反映。文章一开头就说: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相比之下我们的“领导接待日”,虚张声势;我们的政府机关,壁垒森严。确实值得好好思考、深思与反思。


 

社会诚信谁来建立? ——读《借鉴新加坡社会和谐构造的经验》有感 昨天,广州的孕妇事件,大家发表了很多很多看法。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屡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发生在医院是医患关系,发生在单位就是同事关系,在中国大陆这些关系远远比国际社会复杂得多,比如现在的信访事件不断上升,社会的恶性事件陈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信任度高低的问题。甚至我们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认为地划分对抗的双方。那么,是谁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呢?你我他?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体制的形成。我们倡导什么,批评什么就是制度所决定。 这里借用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的社会和谐是如何造就的》这篇文章表达一下我个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感想。这篇文章我很早之前就看过,在清理旧杂志的时候,再次阅读,依然感慨万千,同样的中国文化,不同的社会反映。文章一开头就说: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相比之下我们的“领导接待日”,虚张声势;我们的政府机关,壁垒森严。确实值得好好思考、深思与反思。 新加坡政府倡导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上述观念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政府是“必要的善”   由于将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定位为“操心父母”,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维护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上总是扮演积极角色。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社会,华族人占76%,马来族人占13-14%,印度族人占7-8%,这些民族各自拥有不同母语,信奉不同宗教。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的人聚居在一个面积707.1平方公里的岛国,难免发生矛盾冲突。新加坡大约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行“防止建屋发展局组屋区族群聚居”的政策。按照上述政策,每个小区甚至每栋组屋中的居民,其种族比例要与全国各种族人口比例大致相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种族的大规模聚居,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曾出现过整栋楼或整个区都是一个种族的情形,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不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反而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是共和国,不是殖民地,它要通过这种政策来减少种族隔阂,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正因为政府实行了这种“必要的善”,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才得以实现。 家庭为根 新加坡政府注意通过具体措施落实“家庭为根”的价值观。政府特别倡导三世同堂,长辈可以将传统价值观传授给儿孙,也可以在与子孙的相处中享受天伦之乐。政府特别规定,如果是小两口申请购买政府组屋,必须排队;如果是和父母一起申请组屋,并与父母同住,则可以优先;如果是三世同堂,还有更多优惠。年轻一代不愿意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政府便设计出三室一厅与一室一厅毗邻的住房结构。子女可以住三室一厅,父母则可以住在毗邻的一室一厅,既有独立自由,又可以相互照顾。年轻一代觉得与父母住在隔壁也不自由,政府又推出政策:子女买的组屋如果与父母的住房不超过5公里,政府给予1万新币购房补贴。子女开车到父母家停车,可以享受半价停车月票。此外,政府还尽量将幼儿园与老人日托所毗邻而建。晚上祖

    新加坡政府倡导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上述观念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不时拿出手帕擦汗。” 事务诊所兼民心诊所。人民行动党将议员接见民众的场所被称作“事务诊所”,选民就像是等候看病的病人;负责登记并安排接见的义工,就像医院里的导诊员;选民向议员陈情,就像病人向医生交代病况;议员根据情况写信给相关部门申请协助解决选民问题,就像是医生根据病人病情开具处方。实际上,选民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大约只有20%可以得到解决,80%不能解决。即便不能解决,议员通过与选民面对面的对话,拉近了与选民的距离。 劳资政共生 在领导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人民行动党与工会合作,联手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反对殖民统治,从而形成了劳资政对抗、冲突的文化。1959年,人民行动党登台执政后,着意改变这种对抗、冲突的文化,着力培养劳方、资方和政府共生的新型关系。李光耀对工人说,当年的诺言是要兑现,但必须在遵守纪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不能杀掉那些“会生金蛋的鹅”,因为人民需要“金蛋”。这里所说的“会生金蛋的鹅”,是指资本家。建党之初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行动党,在执政之后没有把资本家打倒或赶跑,而是与之合作,在制度上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 新加坡政府在促成劳资政共生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强调三方“都要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这个方法包括如下三重原则:共同牺牲原则,即不仅由一方而是由各方共同作出牺牲。适当牺牲原则,即不是全部而是适当牺牲,也就是必须将牺牲控制在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共同受益原则,即在共同作出牺牲后,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各方都能受益。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劳资矛盾的时候也鼓励双方“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这样,劳资关系得到改善,雇主工人在和谐的关系中提高生产力水平,双方都能受益。(作者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教授,观点作者版权所有。)    政府是“必要的善”  

社会诚信谁来建立? ——读《借鉴新加坡社会和谐构造的经验》有感 昨天,广州的孕妇事件,大家发表了很多很多看法。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屡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发生在医院是医患关系,发生在单位就是同事关系,在中国大陆这些关系远远比国际社会复杂得多,比如现在的信访事件不断上升,社会的恶性事件陈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信任度高低的问题。甚至我们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认为地划分对抗的双方。那么,是谁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呢?你我他?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体制的形成。我们倡导什么,批评什么就是制度所决定。 这里借用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的社会和谐是如何造就的》这篇文章表达一下我个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感想。这篇文章我很早之前就看过,在清理旧杂志的时候,再次阅读,依然感慨万千,同样的中国文化,不同的社会反映。文章一开头就说: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相比之下我们的“领导接待日”,虚张声势;我们的政府机关,壁垒森严。确实值得好好思考、深思与反思。 新加坡政府倡导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上述观念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政府是“必要的善”   由于将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定位为“操心父母”,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维护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上总是扮演积极角色。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社会,华族人占76%,马来族人占13-14%,印度族人占7-8%,这些民族各自拥有不同母语,信奉不同宗教。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的人聚居在一个面积707.1平方公里的岛国,难免发生矛盾冲突。新加坡大约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行“防止建屋发展局组屋区族群聚居”的政策。按照上述政策,每个小区甚至每栋组屋中的居民,其种族比例要与全国各种族人口比例大致相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种族的大规模聚居,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曾出现过整栋楼或整个区都是一个种族的情形,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不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反而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是共和国,不是殖民地,它要通过这种政策来减少种族隔阂,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正因为政府实行了这种“必要的善”,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才得以实现。 家庭为根 新加坡政府注意通过具体措施落实“家庭为根”的价值观。政府特别倡导三世同堂,长辈可以将传统价值观传授给儿孙,也可以在与子孙的相处中享受天伦之乐。政府特别规定,如果是小两口申请购买政府组屋,必须排队;如果是和父母一起申请组屋,并与父母同住,则可以优先;如果是三世同堂,还有更多优惠。年轻一代不愿意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政府便设计出三室一厅与一室一厅毗邻的住房结构。子女可以住三室一厅,父母则可以住在毗邻的一室一厅,既有独立自由,又可以相互照顾。年轻一代觉得与父母住在隔壁也不自由,政府又推出政策:子女买的组屋如果与父母的住房不超过5公里,政府给予1万新币购房补贴。子女开车到父母家停车,可以享受半价停车月票。此外,政府还尽量将幼儿园与老人日托所毗邻而建。晚上祖    由于将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定位为“操心父母”,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维护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上总是扮演积极角色。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社会,华族人占76%,马来族人占13-14%,印度族人占7-8%,这些民族各自拥有不同母语,信奉不同宗教。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的人聚居在一个面积707.1平方公里的岛国,难免发生矛盾冲突。新加坡大约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行“防止建屋发展局组屋区族群聚居”的政策。按照上述政策,每个小区甚至每栋组屋中的居民,其种族比例要与全国各种族人口比例大致相当。 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种族的大规模聚居,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曾出现过整栋楼或整个区都是一个种族的情形,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不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反而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是共和国,不是殖民地,它要通过这种政策来减少种族隔阂,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正因为政府实行了这种“必要的善”,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才得以实现。

    家庭为根

不时拿出手帕擦汗。” 事务诊所兼民心诊所。人民行动党将议员接见民众的场所被称作“事务诊所”,选民就像是等候看病的病人;负责登记并安排接见的义工,就像医院里的导诊员;选民向议员陈情,就像病人向医生交代病况;议员根据情况写信给相关部门申请协助解决选民问题,就像是医生根据病人病情开具处方。实际上,选民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大约只有20%可以得到解决,80%不能解决。即便不能解决,议员通过与选民面对面的对话,拉近了与选民的距离。 劳资政共生 在领导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人民行动党与工会合作,联手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反对殖民统治,从而形成了劳资政对抗、冲突的文化。1959年,人民行动党登台执政后,着意改变这种对抗、冲突的文化,着力培养劳方、资方和政府共生的新型关系。李光耀对工人说,当年的诺言是要兑现,但必须在遵守纪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不能杀掉那些“会生金蛋的鹅”,因为人民需要“金蛋”。这里所说的“会生金蛋的鹅”,是指资本家。建党之初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行动党,在执政之后没有把资本家打倒或赶跑,而是与之合作,在制度上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 新加坡政府在促成劳资政共生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强调三方“都要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这个方法包括如下三重原则:共同牺牲原则,即不仅由一方而是由各方共同作出牺牲。适当牺牲原则,即不是全部而是适当牺牲,也就是必须将牺牲控制在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共同受益原则,即在共同作出牺牲后,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各方都能受益。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劳资矛盾的时候也鼓励双方“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这样,劳资关系得到改善,雇主工人在和谐的关系中提高生产力水平,双方都能受益。(作者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教授,观点作者版权所有。)

    新加坡政府注意通过具体措施落实“家庭为根”的价值观。政府特别倡导三世同堂,长辈可以将传统价值观传授给儿孙,也可以在与子孙的相处中享受天伦之乐。政府特别规定,如果是小两口申请购买政府组屋,必须排队;如果是和父母一起申请组屋,并与父母同住,则可以优先;如果是三世同堂,还有更多优惠。年轻一代不愿意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政府便设计出三室一厅与一室一厅毗邻的住房结构。子女可以住三室一厅,父母则可以住在毗邻的一室一厅,既有独立自由,又可以相互照顾。年轻一代觉得与父母住在隔壁也不自由,政府又推出政策:子女买的组屋如果与父母的住房不超过5公里,政府给予1万新币购房补贴。子女开车到父母家停车,可以享受半价停车月票。此外,政府还尽量将幼儿园与老人日托所毗邻而建。晚上祖孙三代在家,白天年轻夫妇上班,又可以将父母和子女一同送到毗邻而建的老人日托所和幼儿园。

孙三代在家,白天年轻夫妇上班,又可以将父母和子女一同送到毗邻而建的老人日托所和幼儿园。 民有恒产,则有恒心 新加坡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民有恒产,则有恒心”。一个人的产权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当新加坡人没有财产的时候,街头发生暴乱,路人也会参加。但是,当人们有了财产之后,他们对暴乱的反应则大不相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决心: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住房。人们拥有了房产,便会对愚蠢和轻率的行动保持警惕,因为一旦房产价格暴跌,他自己的利益将会受到影响。   与“居者有其屋”政策紧密相联的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一项以向劳动者提供物质保障为宗旨的强制储蓄制度,由政府作担保,劳资双方共同缴付款项。该制度规定,每个雇员,无论受雇于政府还是私人,都是中央公积金局的会员,雇员和雇主都必须按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缴交公积金,按月存入雇员名下。公积金存款利息按月计算,并入公积金中,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雇员所交公积金可免交个人所得税。雇主不缴交或迟交,将会受到处罚。为了确保储蓄足够养老之用,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产,不允许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公积金会员即使欠债,其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组屋,债权人也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没有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而中央公积金制度要行得通,又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让人民对政府和国家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贬值而化为乌有。所以这项长期独立的强制性储蓄,不仅为广大雇员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鼓励和制约每一个雇员勤奋工作,而且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政府的好坏、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也使人们的政治意识获得巨大提高。 议员接见、走访选民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曾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执政之后,人民行动党制定了国会议员接见、走访选民的制度。这一制度有如下特征: 主动下访而不是等待上访。按照规定,新加坡国会议员必须在两年内遍访自己选区的选民。新加坡议员一般在周末走访选民,走访时如果选民不在家,就留下一张印有英文、中文、马来文、印度文等四种文字的短信。信中说,刚刚到贵户进行常例访问,刚巧不在,如有事,请找本人帮助,可以在每星期接见选民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前来会谈。大选期间的大约10天内,每个议员候选人还要突击性地对本选区居民挨家挨户走访一遍。新加坡有人开玩笑说,普通人通过登山锻炼身体,国会议员通过登楼(走访选民)锻炼身体。 沉到底层而不是浮在上面。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一般来说,组屋一楼都是空地,接见选民的场所,就是在该选区原本空着的组屋一楼用砖垒砌出几间简陋的房间。 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目前新加坡有84位国会议员,其中82位是人民行动党议员。在新加坡,民用设施可以豪华,政府办公场所一般比较简单,人民行动党支部的办公场所非常简陋。中国《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曾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见选民的场所进行了细致描述:“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    民有恒产,则有恒心

孙三代在家,白天年轻夫妇上班,又可以将父母和子女一同送到毗邻而建的老人日托所和幼儿园。 民有恒产,则有恒心 新加坡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民有恒产,则有恒心”。一个人的产权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当新加坡人没有财产的时候,街头发生暴乱,路人也会参加。但是,当人们有了财产之后,他们对暴乱的反应则大不相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决心: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住房。人们拥有了房产,便会对愚蠢和轻率的行动保持警惕,因为一旦房产价格暴跌,他自己的利益将会受到影响。   与“居者有其屋”政策紧密相联的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一项以向劳动者提供物质保障为宗旨的强制储蓄制度,由政府作担保,劳资双方共同缴付款项。该制度规定,每个雇员,无论受雇于政府还是私人,都是中央公积金局的会员,雇员和雇主都必须按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缴交公积金,按月存入雇员名下。公积金存款利息按月计算,并入公积金中,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雇员所交公积金可免交个人所得税。雇主不缴交或迟交,将会受到处罚。为了确保储蓄足够养老之用,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产,不允许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公积金会员即使欠债,其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组屋,债权人也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没有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而中央公积金制度要行得通,又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让人民对政府和国家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贬值而化为乌有。所以这项长期独立的强制性储蓄,不仅为广大雇员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鼓励和制约每一个雇员勤奋工作,而且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政府的好坏、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也使人们的政治意识获得巨大提高。 议员接见、走访选民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曾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执政之后,人民行动党制定了国会议员接见、走访选民的制度。这一制度有如下特征: 主动下访而不是等待上访。按照规定,新加坡国会议员必须在两年内遍访自己选区的选民。新加坡议员一般在周末走访选民,走访时如果选民不在家,就留下一张印有英文、中文、马来文、印度文等四种文字的短信。信中说,刚刚到贵户进行常例访问,刚巧不在,如有事,请找本人帮助,可以在每星期接见选民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前来会谈。大选期间的大约10天内,每个议员候选人还要突击性地对本选区居民挨家挨户走访一遍。新加坡有人开玩笑说,普通人通过登山锻炼身体,国会议员通过登楼(走访选民)锻炼身体。 沉到底层而不是浮在上面。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一般来说,组屋一楼都是空地,接见选民的场所,就是在该选区原本空着的组屋一楼用砖垒砌出几间简陋的房间。 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目前新加坡有84位国会议员,其中82位是人民行动党议员。在新加坡,民用设施可以豪华,政府办公场所一般比较简单,人民行动党支部的办公场所非常简陋。中国《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曾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见选民的场所进行了细致描述:“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    新加坡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民有恒产,则有恒心”。一个人的产权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当新加坡人没有财产的时候,街头发生暴乱,路人也会参加 。但是,当人们有了财产之后,他们对暴乱的反应则大不相同。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决心: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住房。 人们拥有了房产,便会对愚蠢和轻率的行动保持警惕,因为一旦房产价格暴跌,他自己的利益将会受到影响。  

    与“居者有其屋”政策紧密相联的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一项以向劳动者提供物质保障为宗旨的强制储蓄制度,由政府作担保,劳资双方共同缴付款项。该制度规定,每个雇员,无论受雇于政府还是私人,都是中央公积金局的会员,雇员和雇主都必须按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缴交公积金,按月存入雇员名下。公积金存款利息按月计算,并入公积金中,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雇员所交公积金可免交个人所得税。雇主不缴交或迟交,将会受到处罚。 为了确保储蓄足够养老之用,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产,不允许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公积金会员即使欠债,其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组屋,债权人也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没有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而中央公积金制度要行得通,又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让人民对政府和国家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贬值而化为乌有。所以这项长期独立的强制性储蓄,不仅为广大雇员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鼓励和制约每一个雇员勤奋工作,而且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政府的好坏、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也使人们的政治意识获得巨大提高。 

不时拿出手帕擦汗。” 事务诊所兼民心诊所。人民行动党将议员接见民众的场所被称作“事务诊所”,选民就像是等候看病的病人;负责登记并安排接见的义工,就像医院里的导诊员;选民向议员陈情,就像病人向医生交代病况;议员根据情况写信给相关部门申请协助解决选民问题,就像是医生根据病人病情开具处方。实际上,选民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大约只有20%可以得到解决,80%不能解决。即便不能解决,议员通过与选民面对面的对话,拉近了与选民的距离。 劳资政共生 在领导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人民行动党与工会合作,联手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反对殖民统治,从而形成了劳资政对抗、冲突的文化。1959年,人民行动党登台执政后,着意改变这种对抗、冲突的文化,着力培养劳方、资方和政府共生的新型关系。李光耀对工人说,当年的诺言是要兑现,但必须在遵守纪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不能杀掉那些“会生金蛋的鹅”,因为人民需要“金蛋”。这里所说的“会生金蛋的鹅”,是指资本家。建党之初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行动党,在执政之后没有把资本家打倒或赶跑,而是与之合作,在制度上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 新加坡政府在促成劳资政共生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强调三方“都要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这个方法包括如下三重原则:共同牺牲原则,即不仅由一方而是由各方共同作出牺牲。适当牺牲原则,即不是全部而是适当牺牲,也就是必须将牺牲控制在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共同受益原则,即在共同作出牺牲后,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各方都能受益。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劳资矛盾的时候也鼓励双方“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这样,劳资关系得到改善,雇主工人在和谐的关系中提高生产力水平,双方都能受益。(作者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教授,观点作者版权所有。)

    议员接见、走访选民

社会诚信谁来建立? ——读《借鉴新加坡社会和谐构造的经验》有感 昨天,广州的孕妇事件,大家发表了很多很多看法。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屡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发生在医院是医患关系,发生在单位就是同事关系,在中国大陆这些关系远远比国际社会复杂得多,比如现在的信访事件不断上升,社会的恶性事件陈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信任度高低的问题。甚至我们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认为地划分对抗的双方。那么,是谁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呢?你我他?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体制的形成。我们倡导什么,批评什么就是制度所决定。 这里借用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的社会和谐是如何造就的》这篇文章表达一下我个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感想。这篇文章我很早之前就看过,在清理旧杂志的时候,再次阅读,依然感慨万千,同样的中国文化,不同的社会反映。文章一开头就说: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相比之下我们的“领导接待日”,虚张声势;我们的政府机关,壁垒森严。确实值得好好思考、深思与反思。 新加坡政府倡导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上述观念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政府是“必要的善”   由于将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定位为“操心父母”,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维护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上总是扮演积极角色。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社会,华族人占76%,马来族人占13-14%,印度族人占7-8%,这些民族各自拥有不同母语,信奉不同宗教。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的人聚居在一个面积707.1平方公里的岛国,难免发生矛盾冲突。新加坡大约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行“防止建屋发展局组屋区族群聚居”的政策。按照上述政策,每个小区甚至每栋组屋中的居民,其种族比例要与全国各种族人口比例大致相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种族的大规模聚居,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曾出现过整栋楼或整个区都是一个种族的情形,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不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反而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是共和国,不是殖民地,它要通过这种政策来减少种族隔阂,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正因为政府实行了这种“必要的善”,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才得以实现。 家庭为根 新加坡政府注意通过具体措施落实“家庭为根”的价值观。政府特别倡导三世同堂,长辈可以将传统价值观传授给儿孙,也可以在与子孙的相处中享受天伦之乐。政府特别规定,如果是小两口申请购买政府组屋,必须排队;如果是和父母一起申请组屋,并与父母同住,则可以优先;如果是三世同堂,还有更多优惠。年轻一代不愿意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政府便设计出三室一厅与一室一厅毗邻的住房结构。子女可以住三室一厅,父母则可以住在毗邻的一室一厅,既有独立自由,又可以相互照顾。年轻一代觉得与父母住在隔壁也不自由,政府又推出政策:子女买的组屋如果与父母的住房不超过5公里,政府给予1万新币购房补贴。子女开车到父母家停车,可以享受半价停车月票。此外,政府还尽量将幼儿园与老人日托所毗邻而建。晚上祖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曾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执政之后,人民行动党制定了国会议员接见、走访选民的制度。这一制度有如下特征:

    主动下访而不是等待上访。按照规定,新加坡国会议员必须在两年内遍访自己选区的选民。 新加坡议员一般在周末走访选民,走访时如果选民不在家,就留下一张印有英文、中文、马来文、印度文等四种文字的短信。信中说,刚刚到贵户进行常例访问,刚巧不在,如有事,请找本人帮助,可以在每星期接见选民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前来会谈。大选期间的大约10天内,每个议员候选人还要突击性地对本选区居民挨家挨户走访一遍。新加坡有人开玩笑说,普通人通过登山锻炼身体,国会议员通过登楼(走访选民)锻炼身体。

不时拿出手帕擦汗。” 事务诊所兼民心诊所。人民行动党将议员接见民众的场所被称作“事务诊所”,选民就像是等候看病的病人;负责登记并安排接见的义工,就像医院里的导诊员;选民向议员陈情,就像病人向医生交代病况;议员根据情况写信给相关部门申请协助解决选民问题,就像是医生根据病人病情开具处方。实际上,选民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大约只有20%可以得到解决,80%不能解决。即便不能解决,议员通过与选民面对面的对话,拉近了与选民的距离。 劳资政共生 在领导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人民行动党与工会合作,联手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反对殖民统治,从而形成了劳资政对抗、冲突的文化。1959年,人民行动党登台执政后,着意改变这种对抗、冲突的文化,着力培养劳方、资方和政府共生的新型关系。李光耀对工人说,当年的诺言是要兑现,但必须在遵守纪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不能杀掉那些“会生金蛋的鹅”,因为人民需要“金蛋”。这里所说的“会生金蛋的鹅”,是指资本家。建党之初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行动党,在执政之后没有把资本家打倒或赶跑,而是与之合作,在制度上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 新加坡政府在促成劳资政共生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强调三方“都要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这个方法包括如下三重原则:共同牺牲原则,即不仅由一方而是由各方共同作出牺牲。适当牺牲原则,即不是全部而是适当牺牲,也就是必须将牺牲控制在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共同受益原则,即在共同作出牺牲后,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各方都能受益。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劳资矛盾的时候也鼓励双方“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这样,劳资关系得到改善,雇主工人在和谐的关系中提高生产力水平,双方都能受益。(作者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教授,观点作者版权所有。)

    沉到底层而不是浮在上面。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一般来说,组屋一楼都是空地,接见选民的场所,就是在该选区原本空着的组屋一楼用砖垒砌出几间简陋的房间。 

    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目前新加坡有84位国会议员,其中82位是人民行动党议员。在新加坡,民用设施可以豪华,政府办公场所一般比较简单,人民行动党支部的办公场所非常简陋。中国《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曾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见选民的场所进行了细致描述:“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不时拿出手帕擦汗。”

    事务诊所兼民心诊所。人民行动党将议员接见民众的场所被称作“事务诊所”,选民就像是等候看病的病人;负责登记并安排接见的义工,就像医院里的导诊员;选民向议员陈情,就像病人向医生交代病况;议员根据情况写信给相关部门申请协助解决选民问题,就像是医生根据病人病情开具处方。实际上,选民提出的问题和困难,大约只有20%可以得到解决,80%不能解决。即便不能解决,议员通过与选民面对面的对话,拉近了与选民的距离 。 

    劳资政共生

社会诚信谁来建立? ——读《借鉴新加坡社会和谐构造的经验》有感 昨天,广州的孕妇事件,大家发表了很多很多看法。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屡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发生在医院是医患关系,发生在单位就是同事关系,在中国大陆这些关系远远比国际社会复杂得多,比如现在的信访事件不断上升,社会的恶性事件陈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一个社会信任度高低的问题。甚至我们用体制内与体制外来认为地划分对抗的双方。那么,是谁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呢?你我他?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建设,体制的形成。我们倡导什么,批评什么就是制度所决定。 这里借用吕元礼教授的《新加坡的社会和谐是如何造就的》这篇文章表达一下我个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感想。这篇文章我很早之前就看过,在清理旧杂志的时候,再次阅读,依然感慨万千,同样的中国文化,不同的社会反映。文章一开头就说: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相比之下我们的“领导接待日”,虚张声势;我们的政府机关,壁垒森严。确实值得好好思考、深思与反思。 新加坡政府倡导不同于西方的“亚洲价值观”,其内容包括:“一、社会、国家比个人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上述观念如果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 政府是“必要的善”   由于将政府视为“必要的善”,定位为“操心父母”,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维护种族和谐和社会安定上总是扮演积极角色。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社会,华族人占76%,马来族人占13-14%,印度族人占7-8%,这些民族各自拥有不同母语,信奉不同宗教。不同种族、语言、宗教的人聚居在一个面积707.1平方公里的岛国,难免发生矛盾冲突。新加坡大约80%以上的居民居住在政府组屋,政府于1989年开始实行“防止建屋发展局组屋区族群聚居”的政策。按照上述政策,每个小区甚至每栋组屋中的居民,其种族比例要与全国各种族人口比例大致相当。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种族的大规模聚居,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曾出现过整栋楼或整个区都是一个种族的情形,当时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不要求改变这一状况,反而因势利导,分而治之。但是现在的新加坡是共和国,不是殖民地,它要通过这种政策来减少种族隔阂,培养公民的国民意识。正因为政府实行了这种“必要的善”,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才得以实现。 家庭为根 新加坡政府注意通过具体措施落实“家庭为根”的价值观。政府特别倡导三世同堂,长辈可以将传统价值观传授给儿孙,也可以在与子孙的相处中享受天伦之乐。政府特别规定,如果是小两口申请购买政府组屋,必须排队;如果是和父母一起申请组屋,并与父母同住,则可以优先;如果是三世同堂,还有更多优惠。年轻一代不愿意与父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政府便设计出三室一厅与一室一厅毗邻的住房结构。子女可以住三室一厅,父母则可以住在毗邻的一室一厅,既有独立自由,又可以相互照顾。年轻一代觉得与父母住在隔壁也不自由,政府又推出政策:子女买的组屋如果与父母的住房不超过5公里,政府给予1万新币购房补贴。子女开车到父母家停车,可以享受半价停车月票。此外,政府还尽量将幼儿园与老人日托所毗邻而建。晚上祖    在领导民众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人民行动党与工会合作,联手反对资本家压迫、剥削,反对殖民统治,从而形成了劳资政对抗、冲突的文化。1959年,人民行动党登台执政后,着意改变这种对抗、冲突的文化,着力培养劳方、资方和政府共生的新型关系。李光耀对工人说,当年的诺言是要兑现,但必须在遵守纪律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我们不能杀掉那些“会生金蛋的鹅”,因为人民需要“金蛋”。这里所说的“会生金蛋的鹅”,是指资本家。建党之初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行动党,在执政之后没有把资本家打倒或赶跑,而是与之合作,在制度上建立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

    新加坡政府在促成劳资政共生关系形成的过程中,强调三方“孙三代在家,白天年轻夫妇上班,又可以将父母和子女一同送到毗邻而建的老人日托所和幼儿园。 民有恒产,则有恒心 新加坡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因为他们相信“民有恒产,则有恒心”。一个人的产权意识是与生俱来的,当新加坡人没有财产的时候,街头发生暴乱,路人也会参加。但是,当人们有了财产之后,他们对暴乱的反应则大不相同。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决心: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住房。人们拥有了房产,便会对愚蠢和轻率的行动保持警惕,因为一旦房产价格暴跌,他自己的利益将会受到影响。   与“居者有其屋”政策紧密相联的是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这是一项以向劳动者提供物质保障为宗旨的强制储蓄制度,由政府作担保,劳资双方共同缴付款项。该制度规定,每个雇员,无论受雇于政府还是私人,都是中央公积金局的会员,雇员和雇主都必须按雇员工资的一定比例缴交公积金,按月存入雇员名下。公积金存款利息按月计算,并入公积金中,利率高于通货膨胀率,雇员所交公积金可免交个人所得税。雇主不缴交或迟交,将会受到处罚。为了确保储蓄足够养老之用,公积金存款或以公积金存款购买的任何资产,不允许在任何抵债或索偿行动中被扣押。公积金会员即使欠债,其用公积金购买的建屋局组屋,债权人也不能打它的主意。只有建屋局才有权以没有缴清抵押贷款的期款为理由,对屋主采取法律行动。而中央公积金制度要行得通,又必须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让人民对政府和国家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储蓄不会因通货膨胀或新元贬值而化为乌有。所以这项长期独立的强制性储蓄,不仅为广大雇员提供可靠的社会保障,鼓励和制约每一个雇员勤奋工作,而且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政府的好坏、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也使人们的政治意识获得巨大提高。 议员接见、走访选民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曾学习、借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执政之后,人民行动党制定了国会议员接见、走访选民的制度。这一制度有如下特征: 主动下访而不是等待上访。按照规定,新加坡国会议员必须在两年内遍访自己选区的选民。新加坡议员一般在周末走访选民,走访时如果选民不在家,就留下一张印有英文、中文、马来文、印度文等四种文字的短信。信中说,刚刚到贵户进行常例访问,刚巧不在,如有事,请找本人帮助,可以在每星期接见选民的时间(一般在晚上)前来会谈。大选期间的大约10天内,每个议员候选人还要突击性地对本选区居民挨家挨户走访一遍。新加坡有人开玩笑说,普通人通过登山锻炼身体,国会议员通过登楼(走访选民)锻炼身体。 沉到底层而不是浮在上面。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选民的场所不是设在庄严的国会大厅,也不是设在高档的楼堂馆所,而是设在价格最为低廉、普通民众居住的政府组屋。一般来说,组屋一楼都是空地,接见选民的场所,就是在该选区原本空着的组屋一楼用砖垒砌出几间简陋的房间。 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目前新加坡有84位国会议员,其中82位是人民行动党议员。在新加坡,民用设施可以豪华,政府办公场所一般比较简单,人民行动党支部的办公场所非常简陋。中国《南方日报》的一篇报道曾对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接见选民的场所进行了细致描述:“这是一间称得上简陋的小屋,约十平方米,除了一张颇为平常的桌子和几张半新的折叠椅外,没有其他摆设。墙上的电风扇来回摆着头,屋里有些热,李显龙都要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 ”。这个方法包括如下三重原则:共同牺牲原则,即不仅由一方而是由各方共同作出牺牲。适当牺牲原则,即不是全部而是适当牺牲,也就是必须将牺牲控制在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共同受益原则,即在共同作出牺牲后,实现经济增长,最后各方都能受益。新加坡政府在处理劳资矛盾的时候也鼓励双方“共同作出适当的牺牲”。 这样,劳资关系得到改善,雇主工人在和谐的关系中提高生产力水平,双方都能受益。(作者为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教授,观点作者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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