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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哥波子

信和为贵

 
 
 

日志

 
 

我的岳父罗元恺  

2007-12-06 08:18:45|  分类: 波子杂谈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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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岳父罗元恺
 

    2007年12月4日是我岳母的生日,这天恰好南方都市报在D12-13版的《名门望族》栏目刊登了我的岳父,罗元恺的家族。我很久就想写怀念他老人家的文章,只是一直没有时间整理。夫人因为学术上的学要,时不时在为文史写一点学术上的文章,这次以大篇幅地刊登在报纸还是第一次。其实,他老人家除了学术上的造诣,人缘也非常的好,对人非常宽容和仁慈,他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么多。为了使关心罗老而又没有买到这天报纸的朋友阅读,我把记者的原稿奉献给大家。

 

历史枢纽

    如果把老中医分为民间和学院两种,罗元恺属于典型的民间与学

院的综合体,甚至从他开始接触中医,其个人命运就与整个国家的中医发展紧密联

系在一起。

    与大部份老中医的农民出身相比,罗元恺小时候并没有遭受贫穷生活之苦,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在中医的学习上,受到父亲罗棣华的启蒙。

   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师徒相授。习医者常从背诵药诀方书入门,并随师侍诊,抄录医案,再从中悟出医理。另一种方式是以儒通医或由道、佛通医。文人学医有着较好的古文学根基,往往从中医经典入手,饱览前人医著,再验诸临床,进而提出己见,立一家之言。
罗元恺的父亲属于第二种,他的医术为自学所得。

  或许是良好的家庭教育,这种以儒通医的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罗元恺。在父亲的指导下,他从小就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另外,据后人讲述,除了饱受家族传承,罗元恺还属于科班出身。

    辛亥革命后的20年代,现代中医教育才开始萌芽。1924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广州创立。该校是五年全日制的中医高等学府,由粤港两地中药商行筹款开办。设有中医基础和临床各科、西药基础、外语等30门课程。

    许多名老中医都是这个学校出来的,罗元恺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该校第七届毕业生,由于成绩优秀,毕业后留任附属的广东中医院,随后任教于母校。

     后来的人生历程告诉世人,罗元恺具有非凡的才识和能力。其实,早在学校期间,罗元恺与众不同的才干就显示出来。他与同学组成医学研究会,创办《克明医刊》,共同研习中医问题。除了崇尚中医学习,他还支持中西医结合。

     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还开设了西医基础课,使他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医学知识,而且对张锡纯、陆渊雷等中西汇通派医家的著述亦有所研习。他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不应互相排斥。

    毕业后不久,抗战打响,国难当头。罗元恺经历的那一代老中医的磨难和轨迹:战争、逃亡、救死扶伤以及建国后个人命运的跌宕起伏。
罗元恺不仅是一位中医临床学家,还是一位中医教育家。从30年代,他开始从事中医教学,曾担任《金匮要略》、儿科、妇科、中医基础理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主编各种中医全国统编教材,并先后担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他对中医教育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可以说,他是现代中医教育的一代宗师。

    在整个中医面临生死存亡的过程,罗元恺也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由于西医、西药的传入,“中医不科学”、“废医存药”的论调使中医理论面临存亡的危机。建国以后,政府的支持向使中医得到较好的发展时机。

    显然,与广受关注的政治经历和医学事业相比,罗元恺的家庭生活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

    “我出生的时候,父母亲都已经年过四十。”说起父亲,女儿罗颂平充满自信和骄傲。“我自己是父亲带的第三届硕士研究生,也是我父亲的学术继承人。”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这句话,女儿罗颂平说得铿锵而有力。

 

后世寻访

罗颂平,罗元恺之女,丈夫廖新波是西医的病理医生。据她讲述,罗氏家族现在还有三个人在从事中医职业,颂字辈的就她和堂妹罗颂慧,现在在香港做医生,另外一个其堂兄的女儿罗曼茵,现在她是在德国做中医。

 

讲述

爷爷曾经参加北伐战争,在北伐军中做随军军医

   我父亲(罗元恺)出生在南海一个书香世家,爷爷(罗棣华)年轻就精通儒学,以儒通医。开始他只是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来参加北伐战争,在部队中做随军军医。因为当年的北伐军经常遭受疾病的祸害,特别是传染病和瘟疫,而爷爷擅长温病(中医学术流派之一),这刚好主要是针对流行病的。

    北伐战争一结束,爷爷就返到广州,在现在的海珠区洪德路开私人诊所。

    爷爷先后娶过三个妻子,但两位妻子早逝,只有我奶奶一直跟着他。爷爷有十一个儿女,我父亲排行第七。他从小就跟着爷爷,曾在私塾念过书,诵四书五经及古文诗赋,并在爷爷的熏陶和指导下,开始接触中医。1930年,父亲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学校的5年里,他不但勤奋学习,研读医书,而且他还与同班同学成立“克明医学会”,研讨医学疑难,出版了《克明医刊》。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

    1935年,父亲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并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任住院医师,同时兼任该校《金匮要略》课教师,讲授内科杂病。虽然后来他以妇科最为闻名,但最开始他是一名内科医生。
    事实上,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之前,父亲已经考取了广州市中医职业资格证书。毕业后,他还曾在当时的广州大学继续进修法律专业,并在那里与我母亲(廖锦华)相识。

  抗战爆发,我们家离乡背井,辗转于湘、桂、粤北等地达七年之久

    1938年广州沦陷,广东中医院被迫停业疏散,父亲和爷爷一家人返回南海。一个月后,日军继续进犯南海,他带着一家又转道香港。那时候,母亲也跟着一起去了香港,他们俩在香港结婚。父亲在九龙开诊所继续行医,母亲则与她的两个姐姐在九龙办了一所小学校,她担任校长。
    1941年香港也被攻陷,一家大小又折回大陆,爷爷在途中得霍乱去世。父母亲则从桂林绕道逃难至韶关。当时韶关是后防,相对安定,父亲在那里继续开业行医。那时由于逃难,很多人死于霍乱,不久后我的小叔也因病在韶关死去。
    后来,日军进犯韶关,他们又逃难至连县。父亲除了继续开业诊病外,还与当地的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讲习所的全部课程均由父亲亲自编写及讲授。

抗战胜利,但医院和学校尽毁,父亲复业无门

    到了抗战胜利,父亲一家才回到广州,但原来的医院和学校在沦陷时期都被做了日军宪兵司令部,设备也全部散失,虽然战争打赢了,但还没有归还,父亲处于失业状态。为了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到东莞打零散工,除了在税务局做过,也做过一些其他的工作。
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背景比较特殊,既非公立也非私立,是由广东和香港的八大药行合资所建的一所学校,因此学校的复办需要与两地的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后方可开始,父亲在此期间也做了很多工作。1947年,学校才逐步收回,同年招生复课,父亲担任母校的儿科教师,而医院也是到1948年才得以复业。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

    解放后,父亲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63年,父亲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政治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他也为中医学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争取到了资金,建设图书馆等。除此之外,对中国中医学教育的发展,父亲也起到关键作用。
1977年,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任命授予父亲教授职称,他是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1978年开始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0年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6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
    1982年,父亲70多岁,自己请辞中医学院副院长职位。在父亲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是较多的

    父亲那一辈的老中医们,毕生忙于诊务,多数顾不上著书立说,因此很多老中医都没有留下学术著作,我父亲则不同。父亲从医60多年,不但没脱离临床,而且他善于写作,勤于写作。
    他从50年代开始就一直有写论文,在他的这一辈老中医中,父亲留下的学术论文、手稿应该是最多的。最重要的是他习惯亲力亲为,以前他喜欢饮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在晚年,《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等,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我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在他点注《景岳全书"妇人规》(明代的一本古文医著)时,是我先把原文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父亲主编的中医妇科教材从80年代开始在全国中医院校里使用,现在台湾、香港还有些学校在用他的书。我去耶鲁大学做交流的时候,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一千两百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我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

 

访谈


50年代的王斌思想泛滥,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

记者: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孩子?
罗颂平:对。我是1957年出生的,独生女,出生时父母亲都已年过四十了。父亲结婚的时候28岁,一直没要孩子。他们刚结婚那会时局很乱,常常要逃亡。建国后,父亲又很忙,而且母亲的身体不太好。据我母亲说,那时候我父亲一年中大概有8个月是不在家的,整天在外奔波。

记者:那时候他已经身居要职?
罗颂平:1950年4月,父亲出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次年开始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和学生管理等各个方面,他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学校和医院也很快走上正轨,得到发展。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

记者:听说以前中医学校是被排除在教育系统之外的?
罗颂平:上世纪50年代之前是这样。本来建国初期,中医学校得到政府资助,中医工作正呈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途。然而,50年代的王斌思想提出不要发展中医,让中医事业再度受创,所有的中医院校被撤掉,改为西医进修。1953年,中医药专门学校更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实际上就是欲将原有的中医经改修成为西医,是将中医西医化的手段之一。而作为副校长的父亲对中医还是很执着的,在这期间,他仍坚持安排一些中医课加以讲授。


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

记者:这种局面什么时候结束?
罗颂平:直到1956年。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出面,为中医正名。父亲也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筹备委员,他所筹办的中医学院是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院校之一。

记者:父亲对你影响大吗?
罗颂平: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他对中医事业执着的精神,还有对病人从来是不分贵贱,来者不拒。文革前,他就常常和学生“巡回医疗”,下乡到五华、新丰等地为农民看病。那时候的五华,非常穷,有稀饭和咸鱼吃就已经是很好的待遇了,他经常饿着肚子工作。每次巡回医疗,都是到公社、乡村去。乡下病人很多,找他看病,有半路拦截求诊的,甚至还有追到厕所外去等的。那些病人后来也有追到广州家里继续找他看病的。


省长王首道的女儿来找我父亲看病,也得在楼梯等

记者:你出生的时候你们住哪里?
罗颂平:50年代初,我们是住在宝华路西二巷九号,住一楼,还连带着有个小花园,非常宽敞。但我们家的房子也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换了几次地方:文革的时候房管局就一直说我们家人不多,住的地方却很大,要安置一些人住进来,因此安插了很多红卫兵来住。我妈妈很担心,怕不安全,就要求房管局:既然房子太大,给我们安排小点的地方,一家人自己住。

记者:后来搬离了?
罗颂平:1968年,我们全家人就搬到了宝华路27号——一个30多平米的房子里,书桌就摆在10平米左右的客厅里,病人来找父亲看病就得都在楼梯等,经常在楼梯就排了很长队。再后来,省长王首道的女儿也来找我父亲看病,她也得在楼梯等。可能因为这个,王首道就给了个批条,帮我们解决了一套房子,那是1979年的事了,我们又搬到惠福西路去住。


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清四旧”运动的时候,很多西装被抄走

记者:文革中有没有遭到抄家?
罗颂平:“清四旧”运动的时候,红卫兵就来我家搬走了很多东西。我父亲比较洋化,爱穿西装,对穿衣服各方面都非常注意,所以很早的时候,家里就有很多西服,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玩具。这些都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其实让父亲最遗憾的是,他们把我爷爷留下来的东西也给拿走了,连他生前写的一幅对联也不放过,所以我们家现在仅有的爷爷的遗物就是他以前用毛笔开的处方。

记者:那时候你父亲受到批斗?
罗颂平:“文革”时,父亲虽然没有挨批斗,但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他有两三年被下放到干校,一开始是在三水,后来去了南雄。


串联过后,发生了流行性脑膜炎,他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
 
记者:他也有历史问题?
罗颂平:抗战胜利,由于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那边,父亲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他找不到去香港的证明人,被怀疑是特务行动,于是对他进行了审查。后来查无证据,就让他回来了。其实我父亲在南雄先后待了两年,一年是审查劳动,另一年是在南雄的五七医院出诊。

记者:“文革”中医也一度受打压,那个时候他还出诊?
罗颂平:因为串联过后,1968年发生了大范围的流行性脑膜炎,后来是乙脑,那些都是传染病。但是当时很多医生受到冲击,父亲当时也参加了传染病的救治,虽然医疗条件非常简陋,他说那时只能用漂白粉溶液浸泡作为消毒。但他们用中医中药进行治疗,也抢救了很多病人,包括曾经到我家“清四旧”的红卫兵。最后也只是死了两三个人。所以2003年非典时人心惶惶的,我就说我父亲那时候条件那么差都没事,非典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记者:在同代老中医中,你父亲朋友多吗?
罗颂平:他有几个很好的朋友:黄耀燊、邓铁涛、李仲守、蔡荣等人,经常在一起谈经论道。李仲守跟父亲都是民盟的,文革后,他们共同办了一所中医夜校——兴华中医学校,那时候的自学考试是有中医专业的,他们召集老师晚上到那里授课,学校最初设在泰康路小学,后来搬到四十二中。那时,我和廖新波也参与一些课程的讲授。

 

家族逸闻:

 

珍友情,宁住旧房
罗元恺一生都积极为振兴中医而努力,参政后为中医事业发展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还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就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只因为当时中医学院所在的三元里尚属广州郊区,罗元恺觉得如果搬到“郊外”,朋友串门就麻烦,会少去很多跟朋友相聚交流的机会。

 

诵读《孟子》以排闷解忧
由于中医专门学校校董很多在香港,罗元恺得去香港联络学校医院工作,文革时,认为他去香港没有证明人,怀疑是特务活动,罗元恺不但受到审查,还被送去干校劳动。而在南雄干校放牛的时候,他就经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下》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这段话,以排闷解忧。


家族词谱:

罗棣华:罗元恺之父。精通儒学,以儒通医,擅长温病。起初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行医,后在北伐战争部队中担任军医。北伐战争结束,他在广州海珠区洪德路开诊所,于抗战期间感染霍乱去世。先后娶过三房太太,育有十一个儿女。

罗元恺:字世弘,1914年生于广东南海,排行第七。自幼跟随父亲学习中医,1935年以第一名毕业于广州中医药专门学校,并留任广东省中医院。擅长内科、儿科和妇科,晚年精于妇科,有“送子观音”之称。其经验方“滋肾育胎丸”和“田七痛经胶囊”均已在80年代开发为中药新药。他从医60余年,从未脱离临床,留下大量的论著和学术成果。曾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和广东中医院院长,参与中医学院的筹建工作,并曾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一生致力于中医研究和中医教育事业的发展。1995年去世。

罗元淦:罗元恺之弟,排行第十。现居香港。

罗颂平:罗元恺独女,生于1957年。自幼帮罗元恺抄写医学论著笔记,是罗元恺的学术继承人,同时也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医妇科学的学科带头人。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科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罗颂慧:罗元淦之女,定居香港。香港注册中医师,香港中文大学中医针灸硕士研究生,现担任香港中医协进会副会长,经常于新城财经台《理财是力量—健康tips》节目内讲解不同疾病的中医病因及介绍简单食疗法。

罗曼茵:罗元恺堂兄之孙女。罗曼茵于1991年毕业于逸夫政治与行政学系,婚后随任职外交官的丈夫旅居北京、东京及柏林等地多年。罗校友出身自传统中医世家,随丈夫旅居海外期间,顺道行医,用中医的针灸药食为人治病。


本版撰文 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坚盈 实习生庄旭娜
图片翻拍:本报记者陈坚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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